吸拉赫马尼诺夫使人快乐!

【整理】《往事与随想》赫尔岑与奥加辽夫的友谊

-大多摘自《往事与随想》(项星耀译)。

-单纯摘录了赫尔岑与奥加辽夫部分(当糖了)

(-学学大佬怎么描述友谊的?文笔绝对精彩!看着都激动人心!)

-放首喜欢的歌当BGM《歌唱动荡的青春/Песня о тревожной молодости》

-目前按照我看书的进度更新吧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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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致尼.普.加辽夫①


        本书主要是谈两个人,其中一个人已经去世,而你还健在,因此,朋友,本书按理是属于你的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伊斯坎德尔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1860年7月1日于伯恩默思鹰巢


2.(序言)

     ……每当我想起,我们两人此刻将在近五十高龄的时候,如何站在俄国自由论坛的第一架印刷机旁边,我就依稀觉得,麻雀山上我们童年的格琉特利②离今天不是三十三年,而是至多——三年!


3.我们仍然同心同德……

   并将再度踏上孤独而忧伤的征途,

   不倦地呼号真理——

   哪怕希望扬长而去,人们毫不眷顾!③


4.每逢回首往事,

  重温昔日的经历,

  当年的种种感觉,

  便又在心头渐次苏醒,

  喜怒哀乐一如既往,

  也同样惊恐不安,

  同样心烦意乱,

  同样想发出一声长叹。④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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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卷 

育儿室和大学(1812-1834)


5.(第四章)

尼克和麻雀山


     “那么你就写吧,写我们的一生,也就是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,是怎样从这地点(麻雀山)发展起来的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——摘自1833年的信


…………


      卡尔.伊万诺维奇.佐年贝格本来在给两个纨绔子弟教德语,这时已快结束,不久转到了一个辛比尔斯克地主家执教,后来又受雇于我父亲的一位远亲⑤。佐年贝格负责管一个孩子的身体健康和德语发音,他称这个孩子为尼克。我喜欢尼克,它有一种亲切的、温柔的、耽于幻想的气质。他与我见过的其他孩子截然不同,然而我们还是成了难舍难分的朋友。他沉默寡言,喜欢思考;我生性好动,只是不敢打搅他。

       特维尔省的表姐回科尔切瓦不久后,尼克的祖母死了。他从小没有母亲,现在家中乱作一团,佐年贝格由于无事可做,只得帮忙照应,装出不得空闲的样子,一早就把尼克送到我家,要他整天呆在这儿。尼克又伤心又害怕;看来,他爱他的祖母。后来他在诗中曾这样回忆她。


………………


       ……坐了不多一会儿,我便提议读席勒的作品。我们的趣味之相近令我惊奇;他能背诵的比我多得多,而且都是我心爱的片段。于是我们合拢书本,促膝谈心,彼此寻求同情了。

       从袖中暗藏短剑,“要从暴君手下解放城市”的墨罗斯,从在吉斯纳特隘道上伏击总督的威廉.退尔,联系到12月14日和尼古拉,这是容易的。这些思想和比较对尼克并不陌生,他也熟知普希金和雷列耶夫那些尚未发表的诗篇。我不时遇到一些头脑空虚的孩子,他们与尼克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。

       那以前不久,我在普列斯尼池塘散步时,心头充满布肖的恐怖主义情绪,我向与我童年的一个孩子解释,处死路易十六是正义的。

       “一切确实这样,”那位少年公爵说,“然而他是受命于天的君主啊!”

       我怀着怜悯瞪了他一眼,失去了对他的兴趣,从此再也不想找他了。

       我与尼克之间就不存在这样的隔阂。他的心是像我一样跳动的,他已经离开保守主义的阴森海岸,我们只想齐心协力,把船撑得更远。几乎从头一天起,我们就下定决心,要全力拥戴皇储康斯坦丁了。

       起先,我们很少长谈。卡尔.伊万诺维奇像秋天的苍蝇,老是盯住我们,妨碍了我们的谈话。他什么也不懂,却一切都要过问,妄加评议,然后给尼克整整衣领,催他回家,总之非常讨厌。过了一个月,我们已经不能两天不能见面,或者不通信了。我的狂热天性使我愈来愈倾倒在尼克面前,而他也悄悄地、深情地爱上了我。

       应该说,我们的友谊一开始就带有严肃的性质。我不记得嬉戏曾在我们中间占主导地位,尤其是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。当然我们不会老坐在一个地方,年龄总要起作用,我们也嘻嘻哈哈,逗笑取乐,挖苦佐年贝格,在院子里射弹弓;但这一切的基础与空虚的友谊距离非常之远。除了年龄相仿,除了我们的“化学亲和性”,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的信仰。世上没有任何东西,能像崇高的全人类利益那样,激发一个少年的良知和正义,保护他不受邪恶的侵蚀。我们珍重蕴藏在我们身上的未来,彼此把对方看成为完成某种使命来到世上的“选民”。

       我和尼克常去城外,我们心爱的地点是麻雀山和德拉戈米罗夫门外的田野。早晨六七点钟,他与佐年贝格一起来叫我,如果我还睡着,他便朝我的窗上扔沙土或石子。我醒来了,笑了笑,赶紧出去。

       这些清晨的散步是不知疲倦的卡尔.伊万诺维奇规定的。

 

…………


       麻雀山麓本是卡尔.伊万诺维奇溺水的地点,不久便成了我们的“圣山”。

       一天饭后,我父亲打算出城。奥加辽夫正在我家,他便邀他与佐年贝格同行。这次旅行真是活受罪。我家的四座轿式马车虽然是“约希姆制造”的,但服务了十五年,尽管是平静的十五年,早已老态龙钟,何况车身照旧比攻城臼炮更重,驶到城门要花一个多小时。四匹马大小不同,毛色也参差不齐,但都在闲适的生活钟变懒、发胖了,走不上一刻钟便会汗流浃背,而这是不准许的,因此车夫阿夫杰伊只得让他们慢慢行走。车窗照例是拉上的,不管天气如何闷热。除了这一切,还有我父亲那种从容不迫、威严可怕的监视,以及卡尔.伊万诺维奇那种大惊小怪、不厌其烦的监视;然而我们还是乐于忍受这一切,只要能呆在一起。

       到了卢日尼基,就在从前哥萨克从水中救过卡尔.伊万诺维奇的地方,我们乘船渡过了莫斯科河。我父亲像平常一样,走路时皱眉苦脸,弯腰曲背的,卡尔.伊万诺维奇则蹀躞着跟随在后,给他讲些小道消息和无稽之谈。我们离开他们,走到了前面,等离他们相当远之后,便一溜烟跑去麻雀山,到了维特贝格的神庙奠基的地点。

       我们气喘吁吁,满脸通红,站在那里擦汗。太阳快落山了,圆屋顶闪闪发光,城市铺展在山脚下一望无际的草原上,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拂。我们站了一会儿,又站了一会儿,身子靠着身子,突然,我们互相拥抱在一起,面对着整个莫斯科,发出了誓言: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。

       这个场面可能不太自然,太富于戏剧性,然而即使相隔二十六年之久,我一想起它,依然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它是神圣的,也是真诚的,我们的整个一生都可以证实这一点。但是看来,从这地点发出的一切誓言,都敌不过同一命运。当亚历山大为神庙放下第一块石头的时候,他也是真诚的,正如新俄罗斯一个城市奠基的时候,约瑟夫二世说的话一样,然而他说错了,那石头成了最后一块。

       我们还不理解,我们要与之战斗的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,但是我们决心战斗。这怪物使我们历尽艰辛,但是不能摧毁我们,我们也不会向它屈膝投降,不论他的打击多么沉重。它使我们蒙受的创伤是光荣的,正如雅各的瘸腿是他与上帝夜战的证据。

       从这天起,麻雀山成了我们朝圣的地点,我们一年要去一两次,而且始终是单独去的。五年后,奥加辽夫曾在那里胆怯而羞涩地问我,我是否相信他有写诗的天才。到了1833年,他从乡下写信给我:“我离开了,我感到犹豫,从来没有过的忧郁。总是想起麻雀山。好久以来,我一直把欣喜隐藏在心底。羞涩或者别的什么我自己还没明白的原因,妨碍我把它说出口。但是在麻雀山上,这种欣喜不被孤独所窒息,因为你和我在一起。这些时刻是不能忘怀的,它们像幸福的往事一样深印在脑海中,一路上追随着我,虽然在周围我看到的只是森林;一切那么碧绿、碧绿的,我的心中却这么阴暗,这么阴暗。”⑥

       最后他写道:“那你就写吧,写我们的一生,也就是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,是怎样从这地点(麻雀山)发展起来的。”


…………


      从1827年起,我们没有分开。那时期的每一回忆,不论是单独的或共同的,他和他那少年的面容,那对我的挚爱,始终占着首要的地位。在他身上早已显露出那种很少人具备的献身精神,这是幸是不幸,我不知道,但可以断言,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。他在父亲家中,这以后很久一直挂着奥加辽夫当年(1827年至1828年)的一幅油画大肖像。后来我常常站在它前面久久凝望。在画中,他穿着翻领衬衫;画家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了那浓密的栗色头发,那由脸上不规则的线条构成的少年时期尚未定型的美,以及那略带黝黑的肤色。从画布上可以看到那种显示强大思维力的默默沉思的神色。无名的忧郁和极端的温和从灰色的大眼睛中流露出来,预示了一颗伟大的心灵在未来的发展;他长大以后也是这样的。这幅肖像赠给了我,后来又被一个陌生女人拿走了,但愿她看到这几行字会把它送还我。

      我不明白,为什么青年的友谊不能像初恋那样,独占回忆的天地,初恋之所以馨香可爱,正在于它忘却了性的差别,在于它是一种热烈的友谊。青年间的友谊,就其本身而言,便具有爱情的全部炽热性和它的一切特点:那种不敢用言语吐露感情的羞涩感,那种对自己的不信任、那种无条件的忠诚,那种离别时的凄切惆怅,那种充满嫉妒的独占欲。

       我很早就爱尼克,而且热烈地爱着他,但从未下定决心称他“朋友”。一年夏天,他在库恩采沃,我给他写信时在结尾写道:“我算不算您的朋友,我还不知道。”是他首先用“你”称呼我,并把我称作卡拉姆津的阿格东,而我根据席勒的作品,称他拉法依尔。

       你们要笑就笑吧,只要是亲切地、善意地笑,正如人们回想到十五岁地自己时那样。或者不如思考一下:“难道盛年的我竟是这样?”如果你也有过青春(单单年轻还是不够的),那么应该感谢命运;如果你那是有过一个朋友,那就应该加倍感谢它了。

       在我们看来,那个时期的语言是不自然的,带有书卷气;我们不习惯它那种跳跃不定的狂热情绪,那种有时温情脉脉、有时出现孩提笑声的不调和的感情色彩。这对于三十来岁的人是可笑的,正如著名的“贝蒂娜要睡觉了”⑦一样;而在适当的时候,这种少年人的口气,这种成年人的不规范语言,这种流露心理变化的声音,是十分真诚的;即使书卷气,对只有理论知识、缺乏实际经验的年龄,也是自然的。

       席勒仍是我们心爱的作家,他的剧中人对我们是现实的人,我们分析他们,爱他们,恨他们,不把他们当作诗中的人物,而是看作活着的人。不仅如此,我们还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。我写信给尼克,有些担心他太爱斐艾斯柯,对他说,每个斐艾斯柯背后都站着他的凡里纳⑧。我的理想人物是卡尔.穆尔,但不久我又背弃了他,皈依了波查侯爵⑨。我设想过千百遍,我怎样与尼古拉⑨谈话,后来他怎样把我放逐到矿山上处死。奇怪的是,我们所有的幻想几乎都以西伯利亚或死刑告终,没有过胜利的结局;莫非这是想象力的俄国气质,或者是彼得堡的魔影,那五座绞刑架和苦役流放,在年轻一代人身上的反映?

       奥加辽夫,我与你正是这样手挽手跨进生活的!我们毫不畏缩地、高傲地前进,慷慨地回答一切召唤,真诚地献身于我们所向往的事业,我们选择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,但从未抛弃过它。我们受伤,失败,可是始终站在一切人的前头。现在我走到了……不是到了目的地,是到了下坡路开始的地点,我不禁想寻找你的手,与你一起走完这条路,我要握住它,带着苦笑说:“我们毕竟走完啦!”

       目前,在形式的逼迫下我过着寂寞闲暇的生活,我没有力量也没有精神从事新的生活,于是我开始记录我们的回忆。这些纸条上留下了许多曾把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西,我把它们赠送给你,它们还有另一重意义——墓碑的意义,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。

       ……我有时不免奇怪,心想,如果佐年贝格能够游水,如果他当时淹死在莫斯科河里,如果搭救他的不是乌拉尔哥萨克,而是什么亚普歇伦的步兵,那么我就不会遇见尼克,或者得以后在别的场合遇见他,我们也不会一起坐在我家旧居小屋里偷吸雪茄,彼此如此深远地影响对方的命运并从对方汲取力量。

       他没有忘记——我们的“老房子”⑩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故居,老友!在满目荒凉中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我终于把你造访;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往事历历又从心底浮起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我在惆怅中向你凝望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庭院寂寂无人打扫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枯井坍毁腐草丛生;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园中不闻绿叶的瑟瑟声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但见它们在泥泞中发黄、霉烂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房屋年久失修,一片凄凉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墙上的泥灰剥落殆尽;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乌云在上空徘徊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俯视故园也该悲从中来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我走进屋子。照旧是那些房间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一位老人曾在这里喋喋不休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我们不爱听他的牢骚不满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更怕他那冰冷的语言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我到了那个房间,我的朋友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曾在这里与我促膝谈心;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许多金光闪闪的思想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就是在这小屋中诞生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星光悄悄射进窗户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墙头的字迹还依稀可辨;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当年青春在心头沸腾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是我们亲手把它们刻写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这屋子曾充满往日的欢乐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光辉的友谊在这里成长;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现在成了寂寞凄恻的天地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墙角挂满了蛛网游丝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我突然感到惊恐,打一寒颤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仿佛我是站在墓地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要召唤亡故的亲友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却没有一个人从泉下醒来。



6.(第六章)

        我像大多数在孤独中长大的、活跃的孩子一样,怀着满腔热忱,迫不及待地去拥抱每一个人,如醉似狂地高谈阔论,毫无顾虑,推心置腹地爱所有的人,这就自然而然地从讲堂各处引起了热烈的回声,因为这里的青年几乎都是同一年纪的(我那时十七岁)。


   …………


       我们像以前一样,大多在奥加辽夫家聚会。他的父亲在乡下养病,长期住在本萨省的田庄上。他独自在家中底层,他的家在尼基塔门附近,离大学不远,大家特别喜欢到那里去。奥加辽夫有一种磁石似的吸引力,在一群萍水相逢的原子中,只要这些原子之间存在共同性,他就能成为它们结合的第一根磁针。他这样的人不论出现在哪里,总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机体的心脏。

       他的房间明亮,舒适,糊着金黄条纹的朱红壁纸。屋里终日弥漫着雪茄的烟雾,热糖酒的香味,以及其他……我想说其他食物和饮料,只得住口,因为除了干酪,几乎什么食物也没有。就是在这样一个极端大学生化的地方,我们通宵辩论,有时通宵喝酒。可现在除了它,又有一处地方越来越变得可爱了,我们在那里几乎是头一次懂得了家庭生活的意义。


7.(第七章)

       在四位命名人那盛大酒宴前一两年的一个复活节,我与奥加辽夫一起外出闲走,为了免得回家吃饭,我推说奥加辽夫的父亲请我去吃顿便饭。

       我的朋友,父亲大多瞧不入眼,提到他们便故意讲错他们的姓名,例如把萨京叫作萨肯,把萨佐诺夫说成斯纳金。奥加辽夫更不在他话下,因为他把头发留得长长的,未经许可便在他面前吸烟。而另一方面,他承认他是表侄孙,自然不便歪曲亲戚的姓。再说,普拉东.波格丹诺维奇无论就出身和财富而言,都属于我父亲所尊敬的少数人之列,我与他家来往,父亲当然赞成。不过,如果普拉东.波格丹诺维奇没有儿子,他一定更加高兴。

       这样,拒绝他的邀请便显得不合适了。

       但是我没有走进普拉东.波格丹诺维奇那尊贵的餐厅;我们先是去了诺温斯科耶附近普赖斯的游艺场(后来在日内瓦和伦敦,我们非常高兴又遇到了这家卖艺人家),那儿有个小姑娘很惹人喜爱,我们叫她“迷娘”。

       我们看了一会儿迷娘的表演,决定晚上再来,就上“雅尔”吃饭。我身边有一个金币,奥加辽夫的钱也差不多。我们那时还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,因此考虑半天,才点了一份“香槟酒鱼汤”,一瓶莱茵葡萄酒,一小盆野味;由于它们贵得要命,我们离开饭店时根本没有吃饭,只得饿着肚子再去看迷娘的表演。

       临睡前我向父亲道晚安时,他说他闻到我身上有一股酒味。

      “这大概是因为肉汤中加了马德拉酒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  “马德拉酒,这一定是普拉东.波格丹诺维奇的女婿出的主意,那是禁卫军兵营的习惯。”

       从那时起到我流放为止,每逢我脸色发红,父亲看出来我喝了酒,便总是说:

      “你今天又吃了马德拉酒的肉汤吧?”

       于是我快步赶到了萨京家。

       当然,凯切尔和奥加辽夫还在那里。凯切尔睡眼惺忪,对某些安排表示不满,正大加指摘。奥加辽夫根据顺势疗法的原则,“以酒解酒”,不仅把昨天喝剩的,还把今天彼得.费奥多罗维奇采购来的,统统喝得精光。


…………


       社会问题,高涨的国民精神挽救了我们;不仅它们,高度发达的科学和艺术趣味也发挥了作用。它们像烧热的纸,可以清除油迹。我保存着奥加辽夫那时的几封信;根据它们,很容易判断我们当时的生活基调。例如,1833年6月7日,奥加辽夫在给我的信上写道:

     “看来我们是彼此了解的,可以开诚公布。我的信你不致拿给别人看。因此我得问你——从某个时候起,我确实充满了各种感觉和思想,可以说,它们一直压在我的心上,我似乎,不仅似乎,而是感到有一个思想深入了我的心灵,那就是:我的天职是当一名诗人,至于是写诗还是作曲,这都一样;但我觉得我必须生活在这种思想中,因为我的自我感觉便是:我是诗人。即使现在我写得很糟,但这燃烧在我灵魂中的火,这充满在我心头的激情给了我希望,你相信我会写得相当不错(请宽恕我这庸俗的表达)。朋友,你说吧,你相信我有这天赋吗?也许你比我自己更了解我,我是不会错的。——1833年6月7日。”

      “你在信上说:‘对,你是诗人,真正的诗人!’朋友,你能想象这些话对我的全部影响吗?这么说,这不是假的,我的感觉,我的向往,我所赖以生活的那个思想,都不是假的。不是假的!你说的是真话吗?那么这不是热病的呓语,不是骗人的幻觉,他太崇高了,不可能是欺骗,它是真实的,是我的生命,我不能想象我会有另一种生命。为什么我不懂音乐,否则,一曲绝妙的交响乐此刻便会从我的心头产生。你听,这是庄严的慢板,但它没有力量表达,我要讲的比讲过的更多;快板,急速地,我需要狂风暴雨,汹涌澎湃的快板。慢板与快板是两个极端。打倒折衷主义的行板和稍速;它们是口吃的低能儿,既不能有力地表达,也不能有力地接受。——1833年8月18日于切尔特科沃村。”

       我们已不习惯青年时代这种热情洋溢的谈话,它使我们觉得陌生;然而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写这些字句,可以向我们清楚地证明,他是不会被卑鄙的罪恶和伪善的美德所玷污的,他也许会失足陷入泥沼,但仍将出淤泥而不染。

       这不是不相信自己,这是信心本身引起的疑虑,一种强烈的渴望,它要求证实,要求听到友爱的语言,尽管这是不必要的,但对我们又如此可贵。是的,这正是萌芽的创造力所感到的烦躁,正在成长的胎儿的不安探视。

       他在那封信中又写道:“我还不能捕捉我的心灵听到的那些声音,身体的不相适应限制了想象力。但是,随它去!我是诗人,在冷漠的推理无能为力的地方,诗歌向我提示了真理。这是启示的哲学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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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卷

监狱与流放(1834-1838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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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几句题词刊登在1861年赫尔岑出版的《往事与随想》单行本第一册的卷首。

②据传说,1307年,在瑞士中部的格琉特利草原上,乌利州、施维茨州和下瓦尔登州的代表一起宣誓,要为祖国解放而斗争到底,史称“永久同盟“。它奠定了瑞士国家独立的基础。赫尔岑用这传说的宣誓比拟他与奥加辽夫在莫斯科麻雀山上的誓言。

③奥加辽夫的诗《致伊斯坎德尔》(《我行走在空旷的平原上》)的最后几行。

④引自《感怀》第二卷。《感怀》是奥加辽夫的一部长诗,但全诗并无统一的、固定的情节,其中既有抒情,也有叙事,既有政治讽刺,也有书信、日记,既有内心的自白,也有与友人的谈话,贯穿全诗的是个人对各种事物的感受。《感怀》共三卷,包括青年时代到晚年的各种诗篇。本书曾多次引用该诗。

⑤指奥加辽夫的父亲普拉东.波格丹诺维奇.奥加辽夫。

⑥奥加辽夫于1833年离开了莫斯科大学,这段话与下面那段话一样,均录自他在该年6月写给赫尔岑的信。

⑦出自德国女作家贝蒂娜的《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集》。贝蒂娜于1806年认识歌德,并热恋歌德,但那时歌德已经五十七岁,因此他常用孩子的口吻与他通信。

⑧斐艾斯柯和凡里纳都是席勒的剧本《斐艾斯柯在热那亚的谋叛》中的人物。斐艾斯柯是热情洋溢的青年,反抗暴君的勇士,但企图在夺取政权后实行独裁,自己成为暴君。凡里纳则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,仇恨王权原则本身。最后,凡里纳杀死了斐艾斯柯。

⑨卡尔.穆尔是席勒的剧本《强盗》的主人公。波查侯爵是席勒的剧本《唐.卡洛斯》的主人公。二者都是反抗专制暴政的战士,波查为人民而活着,更是席勒理想的人物。

⑩指赫尔岑家1824至1830年间居住的房子,在莫斯科市内。下面是奥加辽夫后来重游旧地后写的诗,题为《故居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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